中与西(二)—「汉学」与「宋学」之论争

早前文章谈晚清时代中国各界精英如何宽容看待西学东来,其重点并不在于处理蓝黄之争的问题,而更在于引令各位读者朋友思考何谓中国的问题。 在新冷战之际,这是应时问题。

清末民初KOL梁启超曾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于20世纪初,梁启超辞任中国政府财政总长之职,退出政界,专研学问,这本著作其实是梁启超于清华大学的授学讲义。 这本著作开首的一大重点,是指出中国国学文化思想并非铁版一块,在清初早有汉学与宋学之争。 于这场论争背后,论者更重经世致用,学风从虚变实,儒学如此,即连佛门也是如此,禅宗渐受厌恶,有「清教徒」性质(梁启超语)的净宗乘势而起。

在200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学刊刊登论文〈汉学的内在紧张: 。

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梳理这场「汉学」与「宋学」之争。 这场论争基本上关于儒学的治学目标。 一派学者力主回归经学原典原意,重「穷经」,另一派学者则视学问为手段,进德修业为目标,对刻板「穷经」不无反意。

重穷经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戴震。 他在乾隆时代受器重,是纂修《四库全书》的重要人物。 他反对论者自由诠释经书要义,说:「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  」康熙时代的知识分子程廷祚则认为,拘泥于经书,不一定是治学良方,因为治学目标,终究是为进德。 他说:「宋人说经,以义理胜汉儒,而时有过当,至于指事征实,尤多疏落。 天生诸子以绍邹鲁之传,若以经学方之汉人,谓之互有短长可也。 」 。

这场清初。论争,一直延至民初。 后世学者尝试以西方学术分类之法,化解这场论争。 例如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顾颉刚年轻时在其笔记说:「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 之统系也。 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 之见,各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 夫学术者与天下共之, 不可以一国一家自私。 凡以国与家标识其学者,止可谓。之学史。,不可 谓之学。执学史。而以为学,则其心志囚。拘于古书,古书不变,学亦不。 进矣。……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 岂犹有家学为之障乎? …… 是书之辑,意在止无谓之争,舍主奴之见, 屏家学之习,使前人之所谓学皆成为学史,自今以后不复以学史之问。 题为及身之问题,而一归于科学。」。 另一中国历史学家,中国文化学奠基人柳诒征亦说:「诸君试思,吾人今日在学校中,各治数种科学,有治文字学者,有治。 历史学者,有治伦理学者,有治心理学者,或以一兼他,或互为主辅, 要之无碍于为学也。 然而讲汉学讲宋学者,则不然,一若讲汉学,即。 不可讲宋学,讲宋学,即不可讲汉学。 入主出奴,互有轩轾,是亦不。 可以已乎。……愿诸君认此等学术,即是学校中之某种某种学程。,不 必分别朝代,分别界限。 余既说明此种学术之名词,后亦不复讲汉学。 宋学之名词矣。」   可以见到,何谓中国文化思想,从无一家之言,如何梳理中国国学之百家争鸣,西学亦非无用武之地。 在当下之际,重温这场论战,不无启示。

文章由笔者吕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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