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智商决定移民成就

随着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一国两制受到前所未见的考验,加上自去年反修例引发的社会运动,香港移民潮再次掀起。西方各国纷纷酝酿调整移民政策以吸纳香港人才和资金。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已表示因应「国安法」,即将为约300万名港英年代持有英国国民海外(即BNO) 护照持有人提供免签证延长甚或居留工作权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亦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欢迎(Welcoming)香港人到美国。
事实上,自去年社会运动至今,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任度每况愈下。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2019年共有两万九千名香港居民移民离港,录得自2012年以来最大的居民外流。纵观历史,香港对上一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是九十年代开始至回归前夕。当时移民的人认为1997年回归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故靠移民作第二手准备。回归后的政局形势尚算稳定,一国两制大致上亦没有变形走样,不少港人或其子女海外毕业后选择回流香港工作生活。然而,是次移民潮的出现源于不少香港人对政治体制、司法独立、教育前景均失去信心,大多抱着一去不返的离开心态。面对日渐「赤化」的香港,市民由从前「抗拒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演变成「现在不移民,留在香港也要变作二等公民」。究竟这代人移民与上一代人移民背负的挑战和际遇又有什么不同呢?
从字面意思来看,「二等公民」用来歧视社会体系内的外来人口,即使他们拥有合法的居民地位,政府决策时往往不会以他们的利益作依归。加上生活文化不同,语言不通,内外夹击下,他们一般只能聚集在某种族社区,二等公民一词因此应运而生。时移世易,这一代人移民不再只为转换生活环境,继而把自己局限在小区内,反而更加着重如何把自身拥有的技术和国际视野融入当地社会,一展所长。在FinMonster早前撰写一篇有关营商民俗学的文章内曾提及过「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 一说。这个概念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洪洵(Soon Ang)和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管理学教授范戴茵(Linn Van Dyne)共同提出。除了平常常用的「智商」(IQ)和「情绪智商」(EQ)外,CQ注重的是一个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适应,沟通及协调能力。
毕竟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建立新的生活和社交圏子并不容易,不能单纯以旅游体验作移民的指标。九十后香港女生刘月丹(阿丹)两年前移居冰岛,旁人总羡慕她能欣赏极光之美,却不了解背后的辛酸。当你以为懂得英文能走遍天下时便太天真了,她说道定居在冰岛一定要懂冰岛文,否则难以有共同语言融入其中。移居巴黎的八十后香港女生阿乐同样,为了接香港杂志的freelance工作来赚取生活费,要苦练法文,四出邀请在巴黎居住的人做访问,英文、法文不停转换。可见,不论你是八十后或是九十后也好,文化智商都是需要的。单凭一技能或是移民的热诚都是不足够的,要真正融入当地才算是移民成功。社会学家利弗莫尔(David Livermore)也在《文化智商差异》一书便提出:「在现今这个无国界的世界里,预测成功最好的指标不是你的智商,也不是你的履历,甚至不是你的专业知识,而是你的CQ。
香港向来是中西汇集的地方,在全球化下香港人才亦一直与世界接轨,应对跨地域、跨文化的合作,甚至乎主动作出融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近日的社会事件。除了动员本地香港人,更会转移至国际线,把议题带上其他国际讨论舞台,不再局限一小个空间。纵然移民至一个全新的领域,港人短期内或会被视为原有社会体系中的外来人,但港人近年展现的灵活和应变能力,加上自身的技术和创新为该社会体系需要和渴求,相信亦能互相通用,灵活发挥,融入当地。
长达一年的社会运动中,香港人多少看透了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的褪色。除了积极寻求新的生活空间,亦开始进行各种全球化的资产配置来「走资避险」,以防成为中美关系趋于恶化的牺牲品。叶刘淑仪字字铿锵说道可以在资产冻结前变卖恐怕是过于天真,不太明白冻结的意思。香港不只面对「走资」问题也「走人」问题,渐渐浮现。这将留待下篇文章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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