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創新產業發展的啟示(一):如何孕育創新重鎮?

眾所周知,美國是創新大國。波士頓(Boston)﹑ 三藩市(San Francisco)﹑聖荷西(San Jose)﹑西雅圖(Seattle)﹑ 聖地亞哥(San Diego)是美國五大創新重鎮。從2005年至2017年,美國創新產業逾九成增長都源自這五大重鎮,美國投身於創新產業﹑在此五大重鎮工作的全國僱員佔比也從2005年的17.6%增至22.8%。這裡所指的創新產業發展,主要是與科技(STEM)創新(當中涉及通訊科技﹑數據處理﹑軟件研發﹑航天科技等領域)相關的研究與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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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 與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卻在2019年12月共同發表近百頁報告THE CASE for GROWTH CENTERS-How to spread tech innovation across America,指美國創新產業發展聚集(agglomeration)於上述五大重鎮並非好事﹑壞處至少有三:第一,隨外來人才湧入,這五大創新重鎮已變得擁擠,其生活成本亦隨之而上漲,當地居民生活壓力有增無減;第二,美國國內發展不平等問題由此變得嚴重,「落後」州份愈加需要面對人才流失等社會問題,這既關乎公義(justice)問題,也有可能會演變成美國國內政治風暴;第三,在全球化趨勢之下,美國創新產業發展若要持續發展,以色列的特拉維夫(Tel Aviv)乃至亞洲大城市都可成為新的替代發展基地,這對美國而言並非好事,原因是國家技術與人才會因而外流。

報告建議,美國政府不應再迷信市場能自動有效分配資源的神話,應更積極介入市場,主動孕育美國新的創新重鎮。報告以三大標準篩選美國國內創新重鎮2.0 選址,篩選標準分別為:第一,不考慮已發展成熟的既有大城市(例如華盛頓與紐約);第二,僅考慮遠離上述五大美國五大新重鎮之州份;第三,潛在選址的人均科研經費﹑人才﹑專利數目表現。美國威斯康辛州首府麥迪遜(Madison)被選為最具潛力的美國新創新重鎮。

或者可以說,這份報告更值得參考之處,也許不在於其建議的美國創新重鎮2.0 新選址名單。報告主要探討的問題,其實也是經濟社會學(Economic Sociology)的恆常研究題目—創新重鎮成形,究竟是各種因緣際會之下渾天而成的結果,還是政府自上而下積極干預與規劃的產物?報告的研究文獻回顧似乎傾向認為,創新重鎮是在特定時空下的意外產物,且具自有永有特質,在他地不易被複製。報告指出,創新重鎮成形過程有兩大特點:第一,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y)是這些重鎮得以聚攏人才與資金的重要推因。在社會科學學說之中,路徑依賴理論強調制度變遷源起的偶然性。上述五大創新重鎮的源起與發展同樣不乏偶然性—例如,全球首富比爾蓋茨(Bill Gates)是西雅圖人,在西雅圖設立微軟(Microsoft)總部,這繼而成為推動西雅圖創新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矽谷(Silicon Valley)的發展也受惠於冷戰時期美國政府接連不斷的投資;第二,創新重鎮能否成形,更取決於當地持續創新的能力而非當地經濟成本。當地要具有持續創新的能力,便需具備持續匯聚各種人才與資本的條件。希望到矽谷工作的人,他們更在乎的也許不是個人經濟收益,而是他們能否從中增加閱歷﹑得到啟發。歸根究底,報告論及的,其實是有關地方創生(place-making)的問題,這對展望香港前路也有啟示。2019年10月,香港初企MioTech聯合創辦人涂鑒彧在《日經》(Nikkei Asian Review)發表文章,談他從美國矽谷到香港創業的故事。對讀他的文章與這份報告,大家也許會有更多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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