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随自由贸易、人口流动、普世价值之发展，全球化已成难以质疑的政治正确的信仰。从宏观经济学最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角度看，一个国家尽管在各个生产领域都有绝对优势，都应该于较为劣后的国家做交易，最终达至各国受惠。美国有绝对能力生产高质的医护级口罩，中国口罩产量占全球一半，恰恰符合教科书上的比较优势之说。世界或对资本主义有各种不同看法，但不论是西方文明国家、中国、伊斯兰世界还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都会以国际银行的网路清算交易，也绝对不会因为政见各异而烧掉美金，这也说明现今全球经济金融如何水乳交溶。
即使社会文化角度来说，就以原定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为例，虽然古代奥林匹克在数千年前已经存在，但发展至近百年来的现代奥运会，全球百多个国家地区参与（包括小国之间在外围赛、资格赛的竞争），不同比赛项目的规例的协调、甚至是进场的服饰和得奖后国歌播放长度内容的高度一致等，实在令人惊叹。全球各国民族文化不同血统肤色能够每隔四年在同一个比赛舞台上较量，不得不说是人类文明百多年来的高度融合而成。
近年全球化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共同应对全球性的议题。金融经济发展、气候变化、核子武器，以及全球大流行的武汉肺炎，都是人类需要一起面对的挑战，每一项议题处理不当稍有差池，都可能为全球带来灭顶之灾。国际之间成立各种跨国组织，如联合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以至世卫等，本质上都就是以全球利益为依归，那些问题往往不能一国独自解决。
然而，近年各个跨国组织不少决定，不但未能妥善解决问题，反而突显出政治协调的落后，往往未能取得共识，为全球作出更好的决定。就以经济为例，全球化原意为提升整体生产效率，达致每个国家、地区和人口能够受惠。然而，近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其实折射出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况，高度的全球化生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国家资本主义下的财政补贴、环境污染和缺乏劳工保障带来的不公平竞争等，令原来比较优势下的全球化利益顿成海市蜃楼。十年来欧盟应对金融海啸后的债务危机和区内结构性经济问题的失误、应对难民的成员国利益矛盾、应对武汉肺炎的误判和后知后觉，也令人非常失望。如果未能及时改革，终有一天解体或只沦为礼节性组织也是预见之内。
回说武汉肺炎与全球化的关系，在今天全球关注下，大面积的围堵封城、社交人流停顿、全球科学家疫苗研发共同努力，幸运的话疫症在一年之内可在全球受控。然而全球化的进程将可能有结构性变化：
首先，疫症引发的医疗和日用物资短缺，将令全球生产线和物流回归本土，宁愿增加成本也要减少依赖。
第二，是威权管治的抬头。各国政府以控制疫情为名推行之各种人流管理、生活物资乃至经济金融的干预，会否因此而成为常态？疫情过后，又会否轻易将自由交回社会公民？
第三，是国际组织公信破产，变得毫无意义。武汉肺炎揭示了世卫组织的腐败，非但未能及时预告疫情的爆发危机，更以政治利益凌驾于公共卫生，令全球陷入疫症恐慌。相反，公民越是对世卫不信任的地区如香港，台湾，抗疫效果反而最好。
第四，产业数码化转型将会成为经济复苏后的一大拉动引擎。然而，当中伴随着的大数据和演算法应用，将会影响全球的国际新秩序。谁可拥有这些数据？你相信威权国家还是富可敌国的跨国科技公司？如果得以善用，正好理顺全球的资源分配，改善人类福祉。然而，是大数据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工具。
以上的都是大议题，篇幅所限， 只好择日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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