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潮之後—全球化之Matrix Reloaded

近二三十年,隨自由貿易、人口流動、普世價值之發展,全球化已成難以質疑的政治正確的信仰。從宏觀經濟學最基礎的比較優勢理論角度看,一個國家儘管在各個生產領域都有絕對優勢,都應該於較為劣後的國家做交易,最終達至各國受惠。美國有絕對能力生產高質的醫護級口罩,中國口罩產量佔全球一半,恰恰符合教科書上的比較優勢之說。世界或對資本主義有各種不同看法,但不論是西方文明國家、中國、伊斯蘭世界還是東南亞發展中國家,都會以國際銀行的網路清算交易,也絕對不會因為政見各異而燒掉美金,這也說明現今全球經濟金融如何水乳交溶。

即使社會文化角度來說,就以原定7月舉行的東京奧運會為例,雖然古代奧林匹克在數千年前已經存在,但發展至近百年來的現代奧運會,全球百多個國家地區參與(包括小國之間在外圍賽、資格賽的競爭),不同比賽項目的規例的協調、甚至是進場的服飾和得獎後國歌播放長度內容的高度一致等,實在令人驚嘆。全球各國民族文化不同血統膚色能夠每隔四年在同一個比賽舞台上較量,不得不說是人類文明百多年來的高度融合而成。

近年全球化更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共同應對全球性的議題。金融經濟發展、氣候變化、核子武器,以及全球大流行的武漢肺炎,都是人類需要一起面對的挑戰,每一項議題處理不當稍有差池,都可能為全球帶來滅頂之災。國際之間成立各種跨國組織,如聯合國、歐盟、世界貿易組織以至世衛等,本質上都就是以全球利益為依歸,那些問題往往不能一國獨自解決。

然而,近年各個跨國組織不少決定,不但未能妥善解決問題,反而突顯出政治協調的落後,往往未能取得共識,為全球作出更好的決定。就以經濟為例,全球化原意為提升整體生產效率,達致每個國家、地區和人口能夠受惠。然而,近年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崛起,其實折射出資源分配不公的情況,高度的全球化生產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國家資本主義下的財政補貼、環境污染和缺乏勞工保障帶來的不公平競爭等,令原來比較優勢下的全球化利益頓成海市蜃樓。十年來歐盟應對金融海嘯後的債務危機和區內結構性經濟問題的失誤、應對難民的成員國利益矛盾、應對武漢肺炎的誤判和後知後覺,也令人非常失望。如果未能及時改革,終有一天解體或只淪為禮節性組織也是預見之內。

回說武漢肺炎與全球化的關係,在今天全球關注下,大面積的圍堵封城、社交人流停頓、全球科學家疫苗研發共同努力,幸運的話疫症在一年之內可在全球受控。然而全球化的進程將可能有結構性變化:

首先,疫症引發的醫療和日用物資短缺,將令全球生產線和物流回歸本土,寧願增加成本也要減少依賴。

第二,是威權管治的抬頭。各國政府以控制疫情為名推行之各種人流管理、生活物資乃至經濟金融的干預,會否因此而成為常態?疫情過後,又會否輕易將自由交回社會公民?

第三,是國際組織公信破產,變得毫無意義。武漢肺炎揭示了世衛組織的腐敗,非但未能及時預告疫情的爆發危機,更以政治利益凌駕於公共衛生,令全球陷入疫症恐慌。相反,公民越是對世衛不信任的地區如香港,台灣,抗疫效果反而最好。

第四,產業數碼化轉型將會成為經濟復蘇後的一大拉動引擎。然而,當中伴隨著的大數據和演算法應用,將會影響全球的國際新秩序。誰可擁有這些數據?你相信威權國家還是富可敵國的跨國科技公司?如果得以善用,正好理順全球的資源分配,改善人類福祉。然而,是大數據成為大國之間博弈的工具。

以上的都是大議題,篇幅所限, 只好擇日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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