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港龍頭英資企業向中國屈服，生意失色，一直是矚目的頭條新聞，國泰航空內部吹起文革式管理風，其後因受中國政府壓力而難以重組業務，需要港府注資拯救，乃至匯豐銀行在中國政府壓力下需要委婉表態支持國安法，都是例子。在這個大時代之中，很多人經常喜歡說｢一個時代的終結｣。當下在港英資老店的命運，既是香港命途的小縮影，也同樣象徵｢一個時代的終結｣。
曾在文章提到，資本是建國根基，銀行也就成了重要的建國工具。於近代，香港所以能夠發光發亮，基本上是因為中國積弱，受到西方壓力，故此急於取得來自西方的資本﹑技術乃至人才以發展國家，香港因而得到左右逢源的發展空間。若無此一背景，匯豐銀行便將難以在官網之中書寫這一段歷史：｢20 世紀 30 年代，許多市場出現衰退和動盪。 雖然如此，滙豐當時邀請巴馬丹拿建築公司設計香港的新總部：『請為我們興建全世界最優秀的銀行。』這座前衛的建築於 1935 年啟用。｣若無此一背景，國泰航空也未必會在1946年推出首個從澳洲往中國的航空貨運服務，自此建立國泰的江湖地位。
當然，中國積弱，急需外學以振國家聲威只是故事的其中一部份。當時中國與外力關係並不如愛國史觀所述般水火不容，其實也是在港英資老店乃至香港成功故事的重要背景。
有別於愛國史觀的想像，匯豐銀行並非純然受制於倫敦的銀行，這間老牌銀行由始至終都以香港為基地，離不開香港。
1865年3月，匯豐在香港開業。同年4月，匯豐於上海開設分行。在歷史之中，匯豐是首間以香港總部，按蘇格蘭銀行原則營運的外資銀行。至10年後的1875年，匯豐分行已遍佈亞歐﹑北美，中國﹑印度﹑菲律賓﹑越南的出口業務都得力於匯豐融資。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曾以匯豐的亞洲業務擴展為案例，研究香港的經濟網絡，進而指出香港其實擁有八大經濟腹地與海洋性格，並為此在1997年出版著作《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這種大視野，與只重｢大灣區｣﹑背離海洋的內向大陸視野自然不能同日而語。
至20世紀初，匯豐業務範圍擴大，即連國家也成為匯豐客戶，國家現代化發展計劃也需依賴匯豐貸款以展開。值得補充的是，當時英日相互競逐在華影響力。英帝國的策略，是擺出願意助中國發展一臂之力的姿態，以匯豐銀行貸款協助中國推動國家現代化轉型。從1884年起，匯豐便已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金融代理機構。倫敦此一借用匯豐力量的策略，曾令英國本土生產商大感不滿，他們認為，這對拓展英國貨品海外市場毫無助益。
最近過身的前香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在其著作Profits, Politics and Panics: Hong Kong’s Banks and the Making of a Miracle Economy, 1935-1985指出，香港於英治時代能言金融自主，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匯豐屬於香港銀行多於英國銀行。顯而易見，在1997年後，這種故事難以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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